一九六四年，我和肖万岭毕业于北京医学院口腔医学系，分配到北京医院口腔科工作。那时的北京医院还没有对外开放，就诊的患者都是副部级以上的干部。医院规定，新来的毕业生先不能上临床，需要回母校进修两年后才能正式工作。我和肖万岭一起到北京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进修。

    一九六四年，毛主席发出最新指示：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个老爷医院，应该开放！ 医院领导开始筹备开放。到1965年，医院考虑，口腔科原来没有颌面外科，考虑到开放后什么病种都有，特别是交通事故，颌面部外伤较多，来院后必须及时处理，不能转院。所以，医院决定开展颌面外科，于是和我们联系，正好我已完成了口腔内科的进修学习，正轮转到口腔颌面外科。医院通知我其它科就不用进修了，主要学颌面外科，回来后好开展工作。肖万岭仍按原计划学习。

    经医院和口腔医院商议，我从口外门诊转到了颌面外科病房。颌面外科的病房在平安医院，离口腔医院不远。

    口腔医院延续北大的传统，对医生不论年资和职务，都称大夫，对护士、技术员和行政领导不论男女，都称先生。

    颌外病房由朱宣智大夫负责，朱大夫是口腔医院颌面外科的创始人，曾在北大二院进修了两年普外科，手术做得好，技术精湛，北京医学院的杨纯书记还专门看他做舌癌根治术，赞扬有加。病房还有马大权大夫是主治医师，赵福运大夫是总住院，张震康大夫是支部书记。分配我先管6张床。为了照顾我，其它床位的典型手术也让我上台做助手，所以手术的机会很多。每次手术后我都要详细做手术记录，不放过任何细节。同种手术不同的老师做也仔细观察，看有什么不同，有何特点，手术后还要问老师为什么这样做，有什么优点，老师都给我详细讲解，我都详细记录下来。我还从图书馆借来一本头颈部解剖图谱，每天都看，每次手术前都对照图谱仔细对照分析。对科里的会诊，术前讨论都认真记录。对每个病人和手术，都设想回北京医院后我自己应该怎么处理，所以格外认真格外努力。

    我非常感谢朱宣智老师，经常做他的助手，我主刀时，他也帮我，使我进步很快。有一次他对我说，头颈部的解解剖很复杂，成功的诀窍是识别组织！不要觉得识别组织很容易，当手术野不清楚或出血多时能准确识别神经、动脉、静脉血管和筋膜、肌腱并不容易，稍有不慎就会出问题，这是基本功。这对我启发很大，随着手术做多了，更体会到他说的非常重要。

    老师对我很关照，有时请外院专家来院手术，也让我上台做助手，以便学习。经常请的专家是北医三院的整形专家朱洪荫和基础部的王大枚。整形手术的缝合很重要，朱洪荫老师来手术，都是自己带持针器，到手术室先把持针器交给护士消毒，然后再刷手，穿手术衣。王大枚老师年事较高，手有些抖，缝合时，手抖得厉害，在抖动中每一针都恰到好处，令人赞叹！每种手术做一两次助手，就让我主刀，锻炼我独立完成手术的能力。在病房半年多，我各种手术基本都独立完成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医院乱了，朱宣智大夫也进了‘牛棚’。大家贴大字报，斗走资派，乱哄哄。但是，病人还得看，我手术的机会更多了。没有手术时，我就帮着看门诊。医院口腔外科门诊很有一间大诊室，成半圆形，八把椅子，专门拔牙，都是各科转来的病人。有时就我一个人。先把病人叫进来坐好，我从第一个病人开始注射麻药，然后给第二个病人打麻药，直到第八位患者。这时，第一位患者麻药已经发挥作用，就拔牙并写简单的病历。然后给第二位拔牙，直至最后给第八个患者拔牙后，回到第一把椅子，新病人已经坐好。这样循环往复。有一次注射麻药后，给几个病人拔过牙，走到下一个病人，见病人手里拿著牙，对我说，大夫，我捏着牙晃了晃，不疼，就自己拔下来了！

    北京医院也开展文化大革命，领导都靠边站了，有的进了牛棚，也顾不了我们进修的事了。我们索性又自动延长了一年。这一年对我非常重要，几乎颌面外科的所有病种都经历过了，各种手术都做过了，有的手术还做过多次，自己也觉得信心满满。

    那时我住在北医的十三宿舍，离医院不远，平时就呆在病房，观察病人，写病历，开医嘱，做笔记，还参加值班。科里也忘了我是进修生，就把我当成了科里的人，成了主要‘劳动力’。这样我在颌面外科进修了两年多，收获很大。

    1967年秋，我和肖万岭结束了进修学习，回到了北京医院，正式参加口腔科的临床工作。刚到科里，觉得很新鲜，诊室比北医的宽大，椅子也先进，是捷克的牙椅。器械也齐全，但有些和北医不同，如拔智齿的凿子和洁治器种类不全，科里根据我的建议很快就购置齐了。

    不久，遇到了一个腮腺混合瘤的病人，我决定手术。先和外科联系，借了一张床。病人入院后，我到病房看病人查体，写病历。在病房的楼道碰到了外科的护士长，问我：你是哪那科的？我说：口腔科的，她又问：牙科的到外科病房干什么？我回答：我收了个病人，来查体。她又问：牙科收什么病人？我说：是腮腺混合瘤。她惊讶和不屑地说：牙科怎么做起腮腺手术来了？你们能做吗？我说：能做，我刚从北医进修颌面外科回来。这位护士长就是王向荣，后来和我们家住一个楼，成了好朋友。而且几年后，她自己也患了腮腺混合瘤，手术也是我做的。

    在北医进修时，腮腺混合瘤的病人比较常见，经常做助手帮老师做，自己主刀也做过七八个，所以对手术比较有信心。但这是第一次在北京医院做手术，心里还是有些紧张。我请肖万岭做助手，我们俩住在单身宿舍，同住一个屋。手术前一天晚上，我仔细给他讲解手术的步骤，解剖层次，注意事项等。

    第二天上午，我和肖万岭进了手术室，手术室比北医平安医院的好多了，宽敞明亮，想到这就是我以后经常工作的地方，心里暗暗高兴。麻醉师是高日新主任，他对颌面病房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面神经分离很清晰，手术取得了圆满成功。

    以后又接连收了七个腮腺混合瘤的病人。因为腮腺肿物都是先到外科就诊，外科大夫知道口腔科能做就转到口腔科，他们也不愿意做腮腺手术，因为要分离面神经，有风险。这七个病例，都取到了很好的效果。后来又有了唇腭裂的病人。

    这也是我进修时做得最多的病人。唇腭裂病人多是孩子，幸亏高日新主任对孩子的麻醉很有经验，为了视野清楚，他还改造了通气管道，使我们手术更方便。唇腭裂术后效果非常好，患者及家属特别满意。他们回去后，广为宣传，唇腭裂的病人越来越多。病人增加，床位不够了，借外科的病床也不是办法。后来医院成立了综合病房，和眼科、耳鼻喉科在一起，我们分到了十几张病床。其它颌面外科的病人也逐渐增加，上颌骨及下颌骨肿瘤的病人也多起来了，最多的是下颌骨造釉细胞瘤，切除后还需要植髂骨或肋骨。取髂骨和肋骨也是我们自己去做。下颌骨癌还需要做颈淋巴清扫。也做下颌关节的手术。那时最大的手术是舌癌联合根治术，需要切除半侧舌和半侧下颌骨加颈淋巴清扫，手术时间很长。每次遇到新的复杂手术，都请北医的老师帮助，以后再遇到相同的患者就自己做。因为颌面外科的患者腿脚没毛病，在院子里常见到头上缠着绷带的患者散步，戴着唇弓（唇裂术后）的孩子到处跑。口腔科也有了点名气。

    1972年尼克松访华，北京医院负责他在京的保健。成立了应急抢救小组。成员有内科钱贻简主任，神经内科（那时叫脑系科）王新德主任应对心脑血管意外。外科周光裕主任，天坛医院神经外科赵亚度主任，颌面外科栾文民应对车祸及意外伤害。前面的四位专家都是大腕，我年龄最小，才32岁。当时严格保密，封闭管理。我们集中在老北京医院的一栋别墅里，与外界隔离，不许外出。里面有一个厅，有电话，电视机，报纸杂志。一天三顿饭由食堂送过来。晚上就住在那里。几位专家平时都很忙，日理万机，封闭管理后，也没有手机，和外界彻底隔离，心情反而轻松起来。我们就看电视，关注尼克松的活动日程，看报纸杂志，王新德主任带了几本专业杂志自己看。最多的时间是聊天，谈业务的最新进展，谈医院运动情况，卫生部领导的变动，谈一些趣闻。五天很快过去了，周总理陪尼克松离开北京去杭州和上海访问，尼克松在京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意外，我们也算顺利完成任务。

    我也参加保键对象的治疗工作，民主人士张奚若患颌下腺肿物住院，张老是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倡议者。周总理的秘书带着周总理的亲笔指示来医院，宣读了指示，内容是认真治疗，确保安全。医院领导也很重视，邀请了医科院肿瘤医院的头颈外科专家屠规益主任来手术，我做助手。手术很成功。还有外交部副部长仲曦东患腮腺肿大，经多方会诊并取活检，排出了肿瘤的可能性。我还参加过乔冠华的夫人龚澎的抢救工作。

    七十年代初，智军副院长找我谈话，说你手术做得不错，你别在口腔科了，到外科来吧，可以跟着周光裕主任学习，将来会有个很好的发展。我说：谢谢智院长重视我，但是，我喜欢颌面外科，到外科等于改行，得从头开始，我都三十多了，我还是留在口腔科吧！智院长说：你回去再考虑一下。以后就再没有找我。

    1970年1月，云南大地震我参加了医疗队，去玉溪救灾。在这期间肖万岭管病房，做得也不错。口腔科的医生包括主任都要求进病房，学习口腔外科。科里决定，我和肖万岭每人半年在病房，其他医生每人到病房三个月。

    对我院颌面外科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还有医科院整形外科医院的宋儒耀院长。宋大夫毕业于华西，在美国跟着世界著名的整形专家艾维学习了七年。我国在整形领域有“南张北宋”之称，是指南方的张涤生北方的宋儒耀。文化大革命期间，说整形医院是封资修，给关了。宋大夫只好回到协和医院口腔科。肖万岭管病房期间，常请他来帮助做唇腭裂。轮到我管病房时，遇到了一个需要二次修复的唇裂患者，外地做唇裂不规范，切除组织比较多，缝合位置也不对，效果不好。二次修复比较困难。我请宋儒耀大夫来帮忙，他不愧为专家，修复后唇形大为改观，患者很满意。宋大夫对我说，外地这样的患者很多，都来信要我帮忙，协和医院病床紧张，以后我就转给你，咱们一起做，我说：太好了！对我是个学习的好机会。从此，他不断转病人来，除了唇裂，还有其他整形病人。又一次转来需要植皮的病人，在北医我植过皮。我给手术室打电话问有没有取皮机，回答说有，我忙去手术室去看，见取皮机是进口的，好像多年没用了。手术那天，取皮非常顺利，宋大夫也很满意。后来又有需要植肋骨的患者，都是自己取，效果都也很好。

    当时，时兴修复腭裂用咽后壁瓣，就是从咽后壁取一个组织瓣，缝在腭裂处，可以减少张力，有利腭咽闭合，改善发音。认识宋儒耀以前，请北医张震康老师帮助做过。有一次遇到一个唇腭裂的患者，裂度比较大，请宋儒耀大夫来帮忙，术前我和他谈起咽后壁瓣的事，他说：是吗？今天你做一个，我看看。于是我先做腭裂咽后壁瓣修复术，咽后壁手术野靠后，切开和缝合难度较大，所幸我的手指又细又长，切开、缝合和打结都很自如。手术结束后，宋大夫赞叹有加。    过了没多久，接到宋如耀大夫的电话，说请我到协和医院为他的研究生示范咽后壁瓣手术，病人已准备好。到了约定时间，宋大夫接我到协和的手术室，这是我第一次去协和医院手术室，好像比北京医院的手术室还老，光线也暗一些。研究生就一个，我腭裂手术做得很顺利，时间也不长，宋大夫很高兴，然后他又示范唇裂手术。和北京医院一样。术后每人一碗肉丝面，但是味道不如北京医院做得好。北京医院常请协和医院会诊，协和医院请北京医院医生手术可能是第一次。观看手术的那个研究生，后来曾任医科院整形医院的院长。

    1977年底，我从大寨医疗队回到北京，韩宗琦院长找我谈话，让我做他口腔保健的接班人，条件是不要搞颌面外科了，跟他学修复。我思想斗争非常激烈，因为我专长颌面外科， 从北医进修回来后，首先在北京医院创建了颌面外科病房，做了大量手术。十年来，病床不断增加，已初具规模。 在这种势头上，放下手术刀确实于心不忍。但是跟着韩院长学习，也的确是难得的机会。经过和我爱人反复商量，最后下定了决心跟着韩院长学习。 原因是在综合医院，颌面外科搞得再好也不能和口腔医院竞争。另外，北京医院是保健医院，不会重点发展颌面外科。如果和韩院长学习保健，将来可以向老年口腔医学方面发展，这是北京医院的优势，别的单位没有办法比。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我一生中，在最关键的时刻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我离开颌外病房后，由肖万岭主管，年轻大夫有戴永雨和蔡业军。

     1982年韩院长送我到丹麦学习老年口腔，出发前我给宋儒耀老师写了一封信，他用英文给我回信，说非常赞赏我灵巧的双手，不会忘记和我一起手术的愉快时光。

     1984年我从丹麦回来，宋儒耀老师到医院找我，说医科院整形外科医院已经开诊了，他仍做院长。他请我到整形外科医院去，先熟悉一下然后做副院长，帮助他开展工作。我说：谢谢您对我的信任，但是我出国是北京医院派出的，刚回来就跳槽不合适。他沉默了一会。说：好吧，栾大夫，你手术技术好，做人也让人佩服。

    第二年，1985年我被任命为北京医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