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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医指南

在也门的日子里

部门: 离退休总支方庄支部 发布人: 朱复男发布日期: 2019-06-11点击量: 8646

      电视里播放着多国部队同也门胡塞武装交战的消息…也门人民又要遭受战争的灾难。我拿出50多年前乘坐去也门的飞机票,回忆起在那也门的日子。

      1968年2月初,刚从老家探亲回到北京的我,被保卫科杨庆祥科长叫去,传达医院领导的决定,派我参加援助也门医疗队,工作2年。

      援助也门医疗队的任务,原本属于辽宁省的任务,由于文化大革命派系斗争激烈,该任务由卫生部直派我院。当时参加医疗队的医生有刘锦葵、刘元恕、许国忠、张应锡、张锦、崔文年、王在同、李玉山、张尧贞,针灸张荣芝、护士张玉萍、王桂娥、王丽华,检验科胡汉成、放射科王占立、炊事员李师傅、徐师傅、司机孙占锁和李君喜,我作为药剂科代表参加,加上卫生部张队长和小徐翻译共22人,去替换部分人员回国。

      经过近一个月的培训和准备,我们于3月8日坐飞机从北京起飞,由于当时还没有从北京到也门首都萨那的直通飞机,只能先到巴基斯坦达卡。一下飞机热浪扑面而来,当时北京还在供暖时期,可达卡已进入夏季。在达卡稍作停留,搭乘去埃及的飞机,当天到达开罗。在开罗休息了二、三天,驻埃及大使黄华给我们讲了中东形势和驻外应注意的一些事项,还安排我们参观了金字塔。我们又乘坐从开罗飞往埃塞俄比亚的飞机,在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稍作停留,飞过红海就到了也门首都萨那。

      也门位于亚洲的最西南段,北面与沙特接壤,东面与阿曼接连,西临红海,南临印度洋,与非洲埃塞俄比亚隔海相望。也门面积为53万平方公里,比我国黑龙江稍大一些,人口仅为黑龙江省的三分之一,约1000多万人口,也门人民信奉伊斯兰教。我们医疗队到达萨那时,使馆工作人员和医疗队到机场迎接。在萨那稍作停留后被分成三组,一组留在首都萨那,一组分到去往南方的塔兹,另一组被分配到农业大省伊博省,我留在了首都萨那。

      也门人民是一个非常友善的民族,特别对中国人民非常友好,因为在也门人民革命战争年代,所有国外人员纷纷离开了也门,唯有中国人留了下来为也门人民服务,所以也门人看到中国人都会说:“西呢,特妈嚒(即中国好)”。在萨那除中国医疗队外,还有中国打井队,为也门人民打井、喝水,深受也门人民的欢迎。还有公路队,修筑萨那通往各地的公路。在我们工作的第一周的星期天,我们新来的医疗队员来到萨那通往港口城市荷台达的起点不远处,来到修路边的一座坟墓前,向修路牺牲在当地的张工程师默哀致敬。

      我们医疗队的驻地原来是苏联驻也门大使馆的地方。是一座独门独院的房子,前面是用石头砌成的房子,后面有一个小院。萨那位于海拔一千多米高的一块平地,也门人民的房子大多是用石头砌成的,冬暖夏凉,一年四季的温差不是十分明显。

      经过二周的交接,已满二年工作的老医疗队员(约占一半)将离开也门回国去,我们将同留下一半的医疗队员战斗在一起。

      我是药剂人员,自然是在药房工作。临行前,我根据医生的用药习惯和意见,带去了部分药品。原来医疗队里没有药剂师,大部用药是从也门药房用药,少部分用药从中国医疗队取,有兼职医生顶替,我去了以后,头天上班先熟悉一下环境,对原先的药房进行了调整,把带去的药品也拿了出来,很快就熟悉起来。

      萨那是也门的首都,并不大,相当于我国北方的一个县城。萨那城内只有一所医院,原来还有别国的医生,但一打仗别国医生都跑了,只剩下少量也门医生和中国医生。等我们到达也门时,战事已平息,但仍可以听到少量的枪声。有一天中午,我和许国忠医生住在一个房间,突然听到“砰”的一声,一枚小型炸弹在房檐下爆炸,如果稍偏低一下就会炸到人身,现在回想起来也有些后怕。

      医院离我们住处约有三公里,每天早晨我们医疗队员分乘二辆伏尔加车上班,一辆由司机孙师傅开,另一辆由我开着。我是到了也门现学现开的。到了医院,我把车停放在医院院内就到药房上班。孙师傅就回住处,同炊事员徐师傅上街买菜,准备午餐了。医院的规模不是很大,以门诊为主,只有十几张病房,主要是外伤病人。医院是一个大四合院,中间是空地,四周是一排平房。

      根据也门人的习惯,医院是半日工作制,上午半天门诊,门诊主要是男性病人。也门女性都是用黑纱遮住脸面,只露出两只眼睛,女性没有工作,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她们只在家里操劳家务。按伊斯兰教教规一个男人可以娶四个老婆。但一般家庭只能娶一个老婆,只有有钱的和有地位的上层可以娶多个老婆,但她们都能很好地相处。

      半天的门诊还是很紧张的,我们还没有到医院,门诊的病人已排起了长队,等待中国医生的到来,有时为了排队还会出现争吵现象,甚至用枪支进行威胁,(也门男人腰插匕首,肩背步枪)。但是中国医生一劝说,矛盾就化解了。医生看过门诊病人还要去病房给危重病人进行会诊,或给病人做手术。

      我在药房,给我们医生开的处方发药,如果没有的药,就叫他们去也门药房取药。也门药房主任对我们很友好,也很支持我们,只要他们有我们没有的,就在他们那里取。我在药房工作很快学会了用也门语说:这是内服的,还是外用的,一天服几次,是饭前还是饭后,一次服几片。

      下午虽然没有门诊了,但我们的工作还是很忙碌的。医生们有时还要到医院去看看重病人或是做过手术的病人,有时也门人知道我们的住处就会到住地来看病,我们是来者不拒,耐心地看完病让他(她)满意而归。特别是也门妇女,她一般不去医院,只有到我们住处她才会露出面容,才让中国医生给她看病。护士同志则利用下午时间做棉球、纱布、、棉签或高压消毒,为第二天的工作做准备。有的医生也会出诊去看病人,有一天下午,只听外面有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问是家中的妻子临产了,非常着急。医疗队没有产科医生,多数同志都外出有事了,家中只有手术室王桂娥和我。几个人商量,由我开车,王桂娥随同前去出诊。也门人负责领路,车开到一个小山坡停下,再爬一段小山坡就到也门人家了。进了家门,过了一间客厅走进卧室。卧室很简单,没有什么家具,地上铺了一条毯子,产妇就躺在地毯上。按也门风俗,女子生产时男人是不能在屋内的,因为我是中国医生就允许了,她的丈夫在门外等候。王桂娥打开手术包,让产妇深呼吸,使劲用力,我坐在产妇的后面。她的两手握住我的手臂使劲,经过半个小时的努力,顺利产下一名男婴,我的胳膊也别产妇抓的青一块紫一块。夫妇二人一再向我们表示歉意和谢意,,这件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下午的时间,我除了参加开会、出诊外,还要抽出时间做葡萄糖注射液。由于中国医疗队的影响越来越大,萨那周边的部落来首都看病的人越来越多,有些还是重病人。血源缺乏,只能靠输液来补充。根据现实情况,我向国内卫生部反映,除了运输部分成品输液外,让国内寄来了过滤器和葡萄糖,我就利用一间简易的房间,经打扫卫生,建立了制剂室,做输液室。我从打井队借来了一辆水车做水源,经过蒸馏取得蒸馏水,按比例做成5%葡萄糖注射液,又经过高压消毒,这样就可以应用于临床,解决了临床的急需。

      在也门,虽然离祖国相隔千山万水,却十分关心家人和祖国的发展。我们离中国驻也门使馆不远,特别是新使馆建成后离我们驻地只有十分钟的路程,王大使经常来医院看望大家,讲讲国内的情况和国际形势,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常来来看望大家或来看病。医疗队内部也很团结,当时正值国内文化大革命,不分派系,互相团结,互相关心,业余时间经常进行乒乓球活动。有一次,在使馆的帮助下,我们与也门国家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虽然我们没有取胜,但增加了两国人民的友谊,丰富了我们的文化生活。

      时间过得很快,转眼到了1970年5月,我们即将返回祖国。5月11日上午就在我们住处,使馆工作人员、也门人民都来欢送我们,和我们依依惜别。这时我深深感受到毛主席的支援帮助第三世界人民的伟大意义。

      50年前的事就像昨天发生的故事,列列在目。回国后不久,我就和未婚妻马晓先结了婚,医院立即为我们分配了一套两家村的住房,家具是单人床外加一块木板,两把椅子,一个书桌和一个衣柜。

       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想着想着,再看看阳台后面的一根扁担,那是1964年9月我从苏州老家来北京时一根扁担挑两头,一头是纸箱里装着衣服和书籍,一头是被子和瓷脸盆。而现在,三室一厅,家具应有尽有,每月有足够的养老金。虽然夫人已病卧在床十年,我不离不弃相伴了十年。每天我在她耳旁呼唤着她的名字“马晓先,马晓先…”,多么希望有一天她能够醒来,听到我的诉说,诉说家里的变化,诉说祖国的巨变。

      回忆过去,展望未来,祝愿祖国越变越美丽,越变越强大!祝愿也门人民过着平安、没有战争的幸福生活!